唐太宗时期，东亚朝贡体系初步建立，开始覆盖整个“天下”。到了唐高宗时期，东亚朝贡体系逐渐进入了基本定型阶段。唐高宗在位期间，致力于构建这一体系，而唐罗朝贡关系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元649年到654年，唐罗朝贡关系逐渐转冷，反映了这一时期双方关系的变化。
新罗建立于公元前59年，进入5世纪后，与周边的高句丽和百济展开了频繁的战争。公元475年，高句丽击败百济，迫使百济迁都熊津，随后百济与新罗结成联盟，并于551年共同击败了高句丽。然而，新罗夺取了百济的一些城池，导致联盟破裂，三国间的恩怨情仇也因此延续。与此同时，倭国多次侵犯新罗，且两国因“任那问题”产生了深刻的矛盾。新罗面临多方敌人，情势严峻，不得不低头向唐朝朝贡。
展开剩余85%公元618年，隋朝灭亡后，李渊建立唐朝，定都长安。唐高祖李渊即位之初，主要集中精力解决国内政务，进行平定群雄的工作，因此在对外政策上并未表现出太大的关切。在东北，唐高祖对高句丽实施了绥靖政策，并未立即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唐太宗（627-649年）在位期间，新罗共向唐朝朝贡20次。随着唐太宗决定对高句丽用兵，新罗成为唐朝牵制高句丽的重要战略伙伴，两国关系迅速升温。唐太宗晚年，鉴于战事不利，他吸取隋炀帝的教训，转而采取小规模骚扰的方式来代替大规模征战。新罗凭借其地理优势，继续扮演唐朝军事盟友的角色。特别是在648年，新罗四次朝唐，尽管这反映了新罗面临的困境，但也标志着两国关系的顶峰时期。公元649年5月26日，唐太宗去世。三天后，唐高宗李治即位。唐朝停止了对东北亚的军事行动，唐罗朝贡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朝贡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唐高宗时期，对新罗的态度逐渐模糊不清。新罗为了寻求支持，不断派遣使节进行朝贡和游说。这种频繁的朝贡行为，学者们称之为“第三种手段”，即既非“战争手段”也非“和平手段”。公元650年至654年间，唐罗朝贡活动共发生8次，其中新罗朝贡6次，唐朝遣使2次。具体来说，新罗于650年以“告捷兼献物”的名义朝贡，653年以“献物”进行朝贡，654年则是以“表谢”为名，而655年则是为了“求援”。唐朝则在654年两次遣使新罗，分别是“吊祭”与“册封”。
唐罗之间的朝贡路线有两条，一是陆路，通过东北进入高句丽；另一是海路，由登州出发，经海路至百济、新罗。与唐太宗晚期的强硬态度不同，唐高宗初期的唐罗关系则经历了“降温”的过程。新罗表现得较为热情，而唐朝则相对谨慎、理性。在唐朝实施消极的东北亚政策时，新罗依然积极寻求朝贡。
值得一提的是，朝贡活动对新罗的内政改革产生了推动作用。公元649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的年号“永徽”，并且采用了唐朝的衣冠制度。公元651年，新罗开始实行“百官正贺”礼，标志着新罗正式借鉴唐朝的礼制，拉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化学习”序幕。这一“文化学习”的过程有助于加强唐罗友好关系。
新罗积极朝贡的背后，是其在东北亚局势中的不利处境。新罗不仅要应对高句丽和百济的军事压力，还面临倭国的威胁。在唐朝停止大规模军事行动后，新罗的地缘困境加剧。虽然新罗在这段时间内进行了多次朝贡，但这些朝贡的真实意图基本上都是向唐朝寻求援助。新罗面临被吞并的危险，只有向唐朝示好，才能争取生存空间。
永徽二年（651年），新罗朝贡时请求入唐宿卫，而这一请求在贞观二十二年后再次提出。这表明新罗急需通过唐朝的军事援助来巩固两国的同盟关系。面对周围高丽、百济的军事压力，新罗将生死存亡与唐朝的安全利益绑在一起，力图通过朝贡获取唐朝的支持。
唐高宗对新罗的态度复杂且充满矛盾。虽然唐朝在表面上对新罗保持客气和礼貌，但实际上却未能给予足够的实质性援助。唐朝派遣使者与百济进行外交交涉，并通过赐义慈王玺书向新罗传达支持信号，但这种支持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的外交行为，实质上并未能改变新罗的困境。唐朝对新罗的援助更多的是出于战略考虑，因为新罗的灭亡将打破东北亚的均势，直接影响唐朝的安全。
唐朝在完成从太宗到高宗的权力交接后，新罗也发生了君主更替。从善德王到真德王，这一转变标志着新罗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永徽元年（650年），新罗在经历内乱平定后，亲唐派的金春秋掌握了新罗的内政外交大权。金春秋曾与高句丽有过恩怨，而他对百济的仇恨也促使新罗在朝贡过程中向唐朝传递认同其宗主国地位的信息。
新罗的朝贡行为逐渐成为其在东北亚局势中生存的关键。652年，春季正月，新罗、百济和高句丽纷纷派遣使者朝贡，这时唐朝的东北亚政策发生了变化。与唐太宗时期的强硬态度不同，唐高宗此时表现得较为温和、模糊。然而，尽管高句丽也在努力寻求与唐朝的和解，唐朝显然已经失去了对高句丽的耐心与信任。高句丽的言行不一和阳奉阴违让唐朝愈加坚定其要收回辽东之地的决心。
在651年和652年，百济两次朝贡无果后与唐断绝了关系。与此同时，高句丽、百济和倭国逐渐结成一方，合力对付新罗，导致新罗的处境愈加危险。此时，唐朝朝贡体系的构建和唐罗关系的深化成为唐朝应对东北亚局势的必要选择。
新罗在这一阶段的朝贡活动表现出单方面的热情，而唐朝则更多表现出克制与理性。新罗的热情源于其面临的巨大军事压力，而唐朝的克制则是由于其执行的消极东北亚政策。在此背景下，唐朝未能有效支援新罗的生存危机。尽管唐高宗在外交上表现出一定的友好，但实际上唐朝并未给予新罗实质性的援助。这一时期的唐朝政策，显示了政治的残酷性和利益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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